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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日渐衰落的宗族（第2页）

徐锡虽然在京城做了二三十年的翰林，但是思想和眼界依然没有超脱中国这个大环境，还认为宗族的力量甚至大过国法家规，只要自己定了徐卫的罪名，徐卫肯定会成为众人唾弃的离经叛道者，就连徐卫的产业也会被自己以宗族的名义没收，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

与自己的父亲徐锡不同，徐岱一直就是徐家所有产业的实际管理者，尤其是从长沙开埠以来，他的眼界早已经超越了长沙这个小水潭，甚至能够了解万里之外的洋人世界，也隐隐约约的感触到徐卫在洋人世界的影响力，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徐家所能剥夺的。

徐岱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用徐家家族这个大义框住徐卫，毕竟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宗族思想都是深入人心的，然后让徐家的人员全面接受徐卫的产业，等到成熟的时候徐卫的产业就已经脱离了徐卫的掌控，纵然徐卫在国外有点势力，也无济于事。

受封建思想毒害非常严重的徐锡一直以来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嫡长子徐岱才是自己真正的儿子，其余的三个儿子在出身上是不能和自己的嫡子相提并论的，所以在对待自己的这些儿子时就一直对徐岱言听计从，其他的儿子则一直没有放在心上，尤其是由婢女所生的四儿子徐麟，从小到大对待他的只有命令，根本不要奢望所谓的父爱。

徐锡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会反对自己的决定，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于是首位的老者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可以给徐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也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叔，你是咱们徐家辈分最高的人，就麻烦三叔跑一趟，告诉徐卫，只要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觉到祖宗的灵位旁忏悔，我就原谅他的过失。”

“这件事我这把老骨头还是做得来的，”

老者扶须说道。

就在大伙都散去的时候，徐锡派往巡抚衙门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但是带回来的消息不仅让徐锡大失所望，还让徐锡生出了一股无力感。

在同治十一年五月的时候，大清中兴之臣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于是一时之间这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了当时洋务派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在做翰林的时候徐锡也多次在奏章上引用过李中堂的这句至理名言，但他也仅仅知道世界在变，国家在变，却想不到人民也在变。

在旧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截然为两事，国家和宗族也是不相调协的，人民的维系全靠以宗法为背景的乡治，平时一般的乡治则以宗祠为基础的最多。

现在的宗族制度是宋元以下所形成的新的宗族结构，新式宗族是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组成的，共财单位很少超出同祖父的成员，但通声气、济有无的范围却可以远过于五服，其基础至少有四：族谱、义田、祠堂、族长，于是以族谱、祠堂、义田、族长为标志的宋元以来的新宗族开始实施其辅助国家治理的政治功能。

可以说自宋元而至明清，真正统治中国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数以万计的士绅，这些士绅所代表的就是宗族的力量，然而自清末以来，一直被中国视为蛮夷的洋人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打破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海禁的枷锁，还有这个国家人民的眼界。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现在社会的不满，于是就有了维新派，也有了革命党，最后又形成了立宪派，但是不管是那一派都是对现有的制度的一种挑战，而以前牢不可破的宗族势力也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党派中开始松动。

封建制度非常完善的宗族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在社会的需要，徐卫的作用就是加快了这种松动，他以更高的利益为基础挑战徐家这一家一姓的宗族势力，慢慢的他会将这种影响扩大至整个长沙、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让所有的人都摆脱宗族的禁锢，让他们敢说话，敢说实话。

被徐锡称作三叔的老者并没有直接去找徐卫，作为一个老江湖总是能够找到对手的弱点来瓦解对手的抵抗力，于是他直接拜访了徐卫的弱点，他的父亲徐麟。

自从被徐卫拽着反出徐家之后，徐麟是越想越怕，最后吓得自己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着，等到第二天听说徐卫已经将官府摆平后才放下一半的心，而另一半的担心则是来自自己的父亲往日的淫威。

其实对于搬离徐家大院，徐麟是非常赞同的，他从出生开始就厌恶了那种压抑而又勾心斗角的环境，只是自己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离开那座牢笼。

对于自己这个三爷爷的拜访，徐麟是非常欢迎的，尤其是知道他还带来了自己父亲和解的意向之后，更是喜出望外。

看到喜出望外的徐麟，那老者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于是向徐麟保证，只要徐卫到祖祠忏悔自己的过错就可以得到对他以往的举动既往不咎，就是不想再搬回徐家大院也可以。

等到老者心满意足的离开徐卫的新家的时候，徐麟那半颗提着的心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最终什么事都没去做，而是回到床上美美的谁上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