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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修养（第5页）

正是这种不声张、不傲气、捉摸不透、神秘的感觉，彰显了强者的人格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敬畏、崇拜。

内心沉稳、不怒自威才是真正的内心气势。

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不要急于与对手搏斗，而要注重气势的培养。

急于求成不但不利于竞争，反而会让我们一败涂地。

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培养自己内心深沉、淡泊名利的品质，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威慑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需要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便会甘拜下风，失去反抗抵触的心理。

当我们掌握了王阳明所说的“攻心”

之术，就能减少人际纠纷的烦恼，也能够专心探求自己的良知了。

品味音乐之美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

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

《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

‘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

‘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

何尝求之于外？”

一天，弟子钱德洪问王阳明：“在心上如何寻找和谐的音律呢？”

王阳明回答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才进行礼乐教化。

就像你领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

《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在王阳明看来，舜作《韶》乐九章，周武王作《武》九变，都是具备了中正平和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民风教化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

而后世制作音乐，却多是作一些俗词滥调，与民风教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因此，王阳明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人们就要将音乐中的淫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百姓人人都能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良知，长此以往，真正的音乐就能够恢复了。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就能够制作出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品味音乐的美妙了。

由此可知，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应该能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重压力释放出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舒缓、休息和平和，并在音乐的美妙旋律中触到自己的良知，重拾生活的信心。

不能起到这种功用的，就不是真正的音乐，而是噪音了。

今时今日，音乐充斥着任何一个角落，走出家门，大街上、商店里、汽车内都回荡着各种旋律；回到家里，电视中、电脑上，甚至邻家的窗口都会有音乐飘来。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音乐已每日每夜地浸润着我们的毛孔，但这些音乐大部分是噪音。

大作家余光中先生在《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被音乐逼于无奈的事实，从声乐家席慕德到大文豪夏志清、哲学家柏拉图，从计程车、火车到咖啡厅、餐馆、街道，从中国台湾地区到日本、欧美国家，用了大量的人物、现象来反映音乐带来的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当然，余光中先生并不是讨厌音乐，相反，他是一个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

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

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

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

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

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

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音乐家，也不擅长制作音乐，因而我们在无法回避那些不和谐的非音乐——噪音时，更需要修炼自己心体的中正平和，换一种心态去体会创作者的心声，哪怕是挑剔其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好，往往能让我们忘却了噪音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总之，心中有音乐，听到的皆是音乐，否则，入耳的就只能是噪音。

对音乐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拒绝某些事物，更不应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处处都散播着美妙、和谐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