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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章 之历史暗码（第2页）

艾莉森接着说：“这场富户迁徙事件，反映了朝廷与地方富户之间深刻的矛盾。

朝廷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经济利益，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剥夺富户的财富和资产，而富户们则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较量中成为了牺牲品。”

在探讨郑芝龙养活20万军队的秘诀时，卢卡斯兴奋地说：“郑芝龙的海盗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三级财富榨取体系非常巧妙。

首先是海盗保险业，商船缴纳10%货物价值的‘保护费’，可获得郑家旗帜庇护。

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1630年代该费用年入达200万两白银。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商业保险，只不过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保障商船的安全。”

艾莉森点头表示赞同：“其次是港口经济垄断，他在澎湖、金门建立‘海上租界’，向各国商船征收吨位税。

西班牙史料记载，马尼拉港关税的40%流入郑氏口袋。

他将海盗窝点变成了繁荣的贸易中心，通过控制港口来获取巨额财富。”

卢卡斯继续说道：“最后是人口贩卖网络，他将东南亚俘虏贩卖至日本为奴，单次交易规模超千人。

菲律宾总督报告称，郑芝龙每年输出奴隶约5000人。

这是一条极其残忍的财富获取途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了他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艾莉森补充道：“郑芝龙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他在安平建立可同时建造50艘战船的船坞，配备荷兰进口的青铜火炮。

同时，他雇佣日本忍者收集葡萄牙、荷兰舰队动向，情报传递速度比官方驿站快3倍。

这种军事与工业的结合，让他在海上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势力范围。”

当谈到清军屠城的问题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艾莉森沉重地说：“清军在扬州、昆山、嘉兴、江阴、常熟、金华、南昌、广州等地大肆屠城，造成了大量无辜百姓的死亡。

从抵抗成本分析表来看，扬州抗清兵力1万，屠杀规模8万；广州抗清兵力5000，屠杀规模10万。

而北方一些城市，如北京，抗清兵力0，屠杀规模仅3000。

这似乎表明屠杀规模与抵抗程度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完全如此。”

卢卡斯分析道：“清军的统治策略在不断进化。

扬州模式通过极端暴力制造示范效应，使后续城市投降率提升70%。

江阴模式中，81天围城后屠城，但当地士绅仍组织反抗，证明暴力存在失效边界。

嘉定屠城后焚毁所有书院，企图根除反抗思想源头，但记忆的种子总会在废墟中重生。”

艾莉森接着说：“从经济理性考量来看，江南地区熟练织工日产值为0.5两白银，屠杀导致苏州丝绸业停滞损失年产值120万两。

但多尔衮在1645年颁布‘剃发令’后，江南税收反增25%，显示恐怖统治的经济账。

清军在屠城的过程中，虽然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试图通过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卢卡斯总结道：“清军屠城是多种矛盾交织的结果。

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镇压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恐怖统治来让百姓屈服，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

但这种血腥的手段，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话题转到了日军侵华战争。

艾莉森严肃地说：“日军在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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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陷入了三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首先是资源掠夺与生产能力崩溃的矛盾。